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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原名陳平,祖籍浙江丹山群島,父親陳嗣慶和伯父從事律師工作,母親繆進蘭也是文化修養很高的人。1943年3月,三毛在四川重慶出生,1948年隨父母到台灣定居。她從小愛讀書、喜繪畫,時常手不釋卷,廢寢忘餐,貪焚地從各種各樣的書中尋找知識,領略人生,加上她虛心好學,為自己後半生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她,一位天才的作家,而且她--
兩次見UFO
一個偶然的機會,三毛兩次看見UFO。
第一次:1974年7月16日,三毛婚後去西屬沙漠的維亞西納諾小鎮,偕同丈夫荷西度密月。下午六點鐘全鎮停電,她想去外面走走,但汽車不能發動,這時,她抬頭看見天下有一個懸停著的物體,它不是碟形,而是一個圓球狀的透明體,顏色介於白和灰之間。它很大,靜悄悄地懸在大約20層樓高的半空中。“我想,那不會是氣球”,三毛回憶道:“因為沙漠裡的風勢不小,氣球沒法兒懸停著。當時,全鎮人都不約而同仰視了四十五分鐘。我看得不耐煩了,便對荷西說:還是不要看了了,咱們走吧。走了幾步,我回頭再看它一眼,不料它突然一個直角轉彎飛行,一轉眼就不見了。速度很快,但是沒有聲音。當它離開後,電也來了,汽車也可以發動了。”
第二次:一年後的深夜,三毛和女友數人坐在沙漠裡談心,突然,天空中出現橘色飛行體,發射出子彈似的小東西,好似母機分出小機在飛。三毛很害怕,將身體伏在沙上,心跳動很快,神情非常緊張,她沒有閉眼,很清楚地看見那一大、一小兩個物體飛去,周圍安靜極了。待等不明飛行物飛去,三毛才同女友坐車從沙漠回到小鎮旅館。
三毛同UFO結下不解之緣,但並沒有尋思去研究它。三毛萬萬沒有料到以後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辯論!
一場大辯論
三毛是台灣的著名作家,她看見UFO的消息傳到台北,物理學教授沈君山博士提出要同女作家公開對話,素以心誠、耿直、開朗大方聞名於世的陳平欣然同意。
公開的對話(即辯論)錄相直播。三毛率先開腔,她說:“我不能說飛碟一定存在,但我確實看見過不明飛行物。我看見過兩次,一次是五年前,一次是六年前,地點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天文物理學家沈君山很專心地聽完三毛的敘述,然後以連珠炮般的訓戒口吻肯定三毛沒有看見UFO,而只是看見海市蜃樓。雖然三毛多次搖頭說:“噢,不……”。沈先生還是解釋海市蜃樓的成因,太陽系內除地球外已沒有生命,湖水反射汽車燈光也能映現飛碟,美國調查很多年結論還是沒有。他最後譏諷地說:“三毛小姐是感性而直覺的,我則理性而分析的,……科學精神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因為結果吻合了,就去相信”。直接指責看見UFO的女作家沒有科學精神。三毛和沈君山各抒己見,互不相讓,最後誰也沒有說服誰。
美國空中現象研究會、太平洋天文學會、美國全國空中現象調查委員會、台灣省天文學會、航空太空學會會員的呂應鐘先生在美國雜誌上發表《平心論飛碟》,欽佩沈博士橋牌和圍棋的造詣,指出沈君山的謬誤有十:
(一)時常用“依已知的科學常識來判斷”,做為立論根據,這是相當狹視的。
(二)認為太陽系沒有生命了。這顯得太武斷而不正確了。
(三)說地球人和飛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第三類接觸,連靠得住的第一類、第二類接觸也不多”。
(四)認為飛碟只是一種幻覺,不足為信。
(五)認為三毛小姐看見的是海市蜃樓。
(六)說:“種種飛碟傳說均在違反科學常識;而種種飛碟都可用其他理論來解釋”。
(七)說:“對於飛碟的報告資料都沒有實證的根據”。
(八)說:“太空監聽站、人造衛星沒有記錄到飛碟”。
(九)認為“在科學的眼光下,事實最重要”。
(十)常以美國“康頓報告”為聖經。
呂先生在文章最後一部份指出沈先生對飛碟有如此大的偏見和誤解,究其原因有四:
第一:徒具科學的外觀,缺乏科學精神和求知態度。
第二:認為看見飛碟提出報告的都是愚民庸婦。事實上,美國空軍、機場塔台人員、宇航員等目擊者都受過天文專業訓練。
第三:以“海市蜃樓”、“幻覺”虛幻字眼來論斷未知現象,棄科學理論於不顧。
第四:憑手上點滴飛碟資料,以想當然的方式推斷事物。……請想一想,同樣有博士頭銜的,有些人以“寧可信其有”的虛心態度去研究,去探討;有人卻未研究便獨斷地否認。那麼,哪種人較富科學精神呢?
悼念女作家
1989年初聽說三毛小姐想回浙江祖籍和到上海、福州訪親會友,幾個省市的不明飛行物研究會的同志連同陳家的故親舊友都很高興。
1990年初,聽說女作家不幸從三樓陽台摔到二樓陽台,身體受傷。在養傷時的三毛,仍念念不忘說等傷勢痊癒才回大陸來探親。大家都很高興,內心祝福她能如願以償。
1991年元月5日的電視節目中傳出她逝世的消息,海峽兩岸骨內同胞皆感震驚和悲痛。本來,世上女作家為數甚少,像陳平這樣很有藝術才華的女作家更是屈指可數,寥寥無幾。她才48歲,正當年富力強,對人生體會較深、寫作經驗豐富之英年,不料猝然離世,是我國文化界的一個損失,富有科學精神的文壇巨子,猝然辭世而去,豈不悲哀?
海峽兩岸,骨肉情深,乘大型學術雙月《天問》問世之際,特著文以示悼念。
(本文作者為中國海南省UFO研究會顧問)。
1971年的冬天,當時我住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的一幢木造樓房裡。那是一幢座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對面是片停車場,右手邊隔著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電影院,屋後距離很遠也有人家,可是從來沒見人影。也就是說,無論白天或晚上,這幢建築的周圍是相當安靜的。
老幢老房子並不是大型的學生宿舍,一共三層樓加地下室。樓下,在中午時屬於大學教授們做俱樂部用,供應午餐,夜間就不開放了。二樓有一間電視室、一間圖書室以及一個小型辦公室,到了下午5點,辦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餘的房間一共可以容納14個女學生,每人一間,住得相當寬敞也寂寞,因為彼此忙碌,很少來往。我們也沒有舍監。
記得感恩節那日是個“長周末”,節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裡的美國同學全部回家去了,中國同學除了我之外還有3個,她們也各有去處。我雖也被人邀請一同回家過節,卻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謝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這樣,長長的四整天,我孤獨的住在一幢全空的大房子裡。
也是那一天,初雪紛霏,遊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內暖氣太足,在安靜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壓迫下,落一根針的聲音都可以聽見。
我守住黃昏,守過夜晚,到了深夜兩點,把房門的喇叭鎖卡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開,那時,已經打烊的小電影院的得霓虹燈微微透進室內,即使不開燈,還是見看見房間內的擺設。
躺下去沒有多久,我聽見樓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門被人呀的一聲推開了--照習慣,那扇門總是不關的,24小時不鎖。
我以為,是哪一個同住的女學生突然回來了,並不在意。
進來的人,站在樓下好一會兒,不動。
然後,輕輕的腳步聲上了二樓,我再聽,上了三樓,我再聽,腳步向我的房間走來,我再聽--有人站在我的問口。大概一分鐘那麼久,房外沒有動靜,我沒有動靜--我躺著--等。
我聽見有鎖匙插進我那簡單的門鎖裡,我釘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線中,那個門柄慢慢地正在被人由外面轉開。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萬確的在轉動。
有人正在進來。
一個影子,黑人,高大、粗壯,帶一頂鴨舌帽,穿橘紅夾克、黑褲子、球鞋,雙手空著,在朦朧中站了幾種,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來。
他的手半舉著,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著,如果我開始尖叫。
當他把臉湊到我仰臥的臉上來時,透過窗外的光,我們眼睛對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著。”我說。
他沒有說話,那時,我慢慢半坐了起來。我可以扭亮我的床頭燈,不知為什麼,我的意念不許我亮燈。我聽見那個粗重的喘息聲--他緊張,很緊張。
在這種時刻,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可以使一個神經繃緊的人瘋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說話嗎?”我又說。
他的雙手不放下來,可是我感覺到他放鬆了。他不說話,眼光開始猶豫。這一切,都在極暗的光線裡進行著。
“你坐下來,那邊有椅子。”我說。
他沒有坐,眼睛掃過我伸手可及的電話。
“我不會打電話、不會叫、不會反抗你,只請你不要碰我。要錢,請你自己拿,在皮包裡--有200塊現金。”我慢慢地說,盡可能的安靜、溫和、友善。他退了一步,我說:“你要走嗎?”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
“那你走了。”我說。
那個人點了點頭,又點了一下頭,又點了一下頭,他還在退,他快退到門口去了。
“第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這個傻瓜,告訴我,你怎麼進來了!”我開始大聲了。
“你的大門開著,鎖匙放在第14號郵件格子裡,我拿了,找14號房門--就進來啦!”這是那人第一次開口,聽他的聲音,我已瞭然,一切有關暴行的意念都不會再付諸行動。這個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來。
他走了還是退著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備用鎖匙留下來,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數到三次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沒有開始數,他就走了。
我靜聽,那腳步聲踏過木板樓梯,答答答答直到樓下。我再聽,那扇門開了又合起來,我凝神聽,雪地上一片寂靜。
我跳起來,光腳衝到樓下,衝到大門,把身體撲上去,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去壓那個鎖,我再往樓上跑,跑過二樓,跑到三樓自己的房間,再鎖上門。
我往電話跑去,拿起聽筒,一個女人的聲音立即回答我:“接線台,接線台,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發覺自己的牙齒咯咯在響,我全身劇烈的發抖好似一片狂風裡被摧殘的落葉,我說不出一句話,說不出一個字。
我把電話掛回來,跑到衣櫃裡面把背脊緊緊抵住牆,用雙手抱住自己的兩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頭與骨頭的衝擊。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後來,才開始如同一個鬼也似的笑起來--聽見那不屬於人的一種笑聲,我又抖、又抖、又抖……
香港《天問》雜誌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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