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新客星站首頁  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1904-1911)

 林健群 (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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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晚清科幻小說的時代論題

第四節 女權思想的促發
  在晚清科幻小說中,對於婦女問題的關切,亦是其重要的創作主題,而此,正也記載了中國女權思想萌芽的初始情況。
  中國自西周以後,父系社會確立,從此進入了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時代。漢代講究禮法,禮教制度裁定,女子壓迫轉嚴。到宋代理學興起,特重禮教,雙重道德標準確立[註1],纏足陋俗普及[註2],女子地位驟降。明末「女子無才便是德」[註3]的觀念復起。到了清代,積累了兩千多年的禮教壓抑達至極點,「中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極』了!『蔑以加矣』了!」[註4]
  中國婦女的不平等遭遇引起了若干文士的同情,袁采是我國「第一個女性同情論者」[註5],鑑於現實社會中女性悲憐的生活,創作《世範》以圖救助,然其同情婦女的見解,對於沈痾的宋代社會,並沒有發揮多大的影響[註6]。到了清代,關懷女性的具體主張又再次提出,尤其以道光年間,李汝珍撰《鏡花緣》,這是中國藉由小說形式討論婦女權利問題的先聲,文中宣揚男女智慧平等,並賦予女子參政權是其對女權思想的積極貢獻[註7]。在此同時,俞正燮的《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則明確地提出反對纏足、多妻、室女守志、逼女殉節等意見,力抵流俗,獨發創見,呼籲改革陋俗[註8]。可惜這些本土學者基於人道關懷所提出的女權議論,並未足以撼動千年的禮教錮習,女權問題的興發,惟逮日後遭逢變局,激起國家民族的全面省思,才受到重視。
  西方男女平權的思想,最初由外國傳教士所引進,在傳教與教學的過程中,他們將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民俗介紹到中國,並透過報章刊物的傳播,廣泛發揮其影響力[註9]。對中國女權問題的思考,「興女學」與「戒纏足」為其關注的要目。早自1844年第一所教會女學創辦,興辦女學一直是來華的基督教會派所積極努力的目標[註10],並提出「按女子居萬民之半,男女各半,均應受學」[註11]的建言,可惜在洋務時期的軍事主流中並未獲得國人的回應。纏足陋習向為洋人所嘲諷[註12],1875年由教會所辦的廈門戒纏足會,是中國最早的戒纏足會[註13]。而《萬國公報》所鼓吹的女權思想,「初緣勸戒纏足而起」[註14],1878年發表〈裹足論〉,從「夫裹足之事,戕乎天質,逆乎天理,斯為最酷者也」[註15]立論,開反對纏足議論之先聲,日後更刊載各種反纏足論點[註16],對於國人反纏足意識的激發有其積極的貢獻。儘管西人企圖以行動和言論來表達對於纏足迫害的關切,然而這項婦女解放的努力並未獲得教會的支持,「當傳播宗教的目的與人道的努力發生衝突時,基督教會的立場仍以宗教的目的為重,對婦女的解放只能默默地祝福」[註17],中國女權的伸張,欲假西人之力以振奮的途徑也告落空。
  據上所述,中國女性課題的思考,無論出於國人自我的反省觀察,或是西方女權思潮的激盪,在此之前尚屬於個人的覺悟或個別的行為,對於女界的影響甚小。甲午戰後,救亡圖存的聲浪瀰漫全國,婦女問題成為討論的重點,傳統禮教束縛的苦痛,終於被人所注意,女權運動因而普遍的展開。
甲午戰敗,對晚清無啻是莫大的危機,「船堅砲利」偏執的破滅,有識之士重新對國政做全盤的檢討。此際,西方天賦人權及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和天演物競,男女平等的觀念相繼傳播到中國[註18],在痛感國家內憂外患,存亡絕續之秋,復相應於西學啟發,人權意識的醒覺,維新之士「強國保種」的時代要求,成為促發婦女解放的動力。
  晚清出於危機意識而要求婦女解放的主張,在稍早之前有陳虯發表求強十六策之一的〈弛女足〉,「宜嚴禁裹足,又設女學以拔取其才,分等錄用,此自強之道也。且以中國丁口約五萬萬,今無故自棄其半於無用,欲求爭雄於泰西,其可得乎?」[註19]。同時,鄭觀應也提出「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學,罄十年之力,率以讀書,則天下女子之才力聰明,豈果出男子下哉?」[註20],他們共同認識到欲冀婦女有利於救國,首先講究的是要其能自立自強,而此必先培養其為身心健康的獨立個體,因此「反纏足在求身體之強健,女子教育在求心理智識之強健」[註21],「反纏足」與「興女學」自然成為婦女解放的開端。甲午之後,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論女學〉云:

  然吾推及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不寧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內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註22]

  將「興女學」與「戒纏足」一體視之,強烈表達了反纏足須與興女學並論共行。同樣的,在戒纏足的努力上,其〈戒纏足會敘〉也將女子教育納入戒纏足議論中:

  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即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僇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為人弱也。[註23]

  並且在〈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將印送勸女學歌,設女學校,設婦孺報館等助益女學之項目納入其中[註24],「自梁啟超之章程一立,澳門、上海、湖南、杭州等地之不纏足會幾無不以興女學為立會的宗旨之一」[註25],「不纏足」與「興女學」就正式成為甲午之後女權運動的兩大主流了。
  「深受甲午戰敗刺激的中國官員、知識分子和士紳,在外強環伺的強大壓力下,救亡圖存自然成為最基本的關懷。他們又因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思想的刺激,遂從強國強種的立場出發,強力主張從身體和智力上解放婦女,希望透過放足和女學,使兩萬萬婦女能從國家的累贅,成為強國強種的助力」[註26],處在如此的社會情境下,「反纏足」與「興女學」自然成為晚清科幻小說鼓吹女權運動的著眼點。

一、 反纏足
  在晚清科幻小說中,基於「強國保種」的時代需求,對於纏足的弊害,給予嚴厲的抨擊,企圖廓清這相沿已久的傳統陋習。
  南宋車若水《腳氣集》曰:「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註27],從人道立場痛陳纏足之弊,「這是中國反對纏足的第一聲」[註28]。清中葉以後,袁枚、李汝珍、俞正燮、龔自珍等人繼起反對纏足,然多從審美或同情婦女的觀點主張天足[註29]。最先注意到纏足與國家興亡關係的,始於錢泳《履園叢話》:「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間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永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為不祥之兆,明矣」[註30],把纏足視為亡國的徵兆,以朝代興替的教訓反對纏足,可惜錢泳之說並未交代其中的因果,未能夠服人。至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從經濟獨立的角度,明言了纏足對于國勢的影響,使得「纏足亡國」有了充分的理據:

  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為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註31]

  此說一出,纏足陋俗從基於人道關懷,振興女權所應躂伐的對象,擴展成為妨礙國家興盛的累贅,對於晚清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壓迫下,二萬萬不中用的裹腳女性[註32],更是維新改革嚴厲抨擊的矢的。女界的負擔,成為現實社會中的痛楚,在解放婦女以求強國的期盼下,「反纏足」不單是為了改善女權,主要的意義還是在於國家利益的考量。纏足亡國的描寫,在《月球殖民地小說》中,寓言一個「纏手」的魚鱗國,暗諷纏足陋俗下的晚清實況。

  生出女兒來一定要纏起他的兩隻手,纏得兩根臂膀像麻楷,十指兒像一對蘭花,便算是他國堛熊揭漎人。那蘭花手指頭的周圍,有的用珍珠圈,有的用翡翠圈,沒有珍珠翡翠也要用金銀打箇圈兒套起來,所以通國的女子無論是喫飯穿衣沒有一件不靠著男子的,那些男子也戀著那一對蘭花的好處,情願傾心吐膽的供那女子使用,為了這箇緣故,便把通國的男子一箇箇都弄得面黃肌瘦。(第十七回)

  為了供養這些「纏手」女子,舉國百業荒廢,魚鱗國迷戀「纏手」無異於中國「纏足」的翻版,「出入需人,養尊處優,一無所事。既不能生財,以大失女子義務;又從而耗費之,不已甚乎?衣服之華麗需財,釵鈿之寶貴需財,費用之浩繁又需財。以有限之資材,盡消耗於閨房粉黛之中。內無賢助,受累畢生……吾國自來因瑣屑細故,累其清思,奔走衣食,阻其進步者,蓋不知凡幾矣」[註33],然而除了嚴重的生計負擔外,真正的威脅是對於近鄰小國屢次挑釁的無力招架,魚鱗國「纏手」的弊害,投射在敗戰於日本的晚清,明白的表達了國將覆亡的警訊。
  對於放足的呼籲,《月球殖民地小說》藉由鳳氏「自幼便不肯纏足,因此跟他丈夫逃難,竟同男子一樣,不像那三寸金蓮,扭扭捏捏,走不上幾步便喊腳痛的」[註34],從逃難的利便,鼓吹天足。《新野叟曝言》則以儒家道德教訓反駁纏足「好好一個人,為什麼要裹足?聖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女子裹足明明是違背聖道,抵死不肯裹[註35]。晚清時期倡導不纏足的理由很多[註36],但是一般都將纏足認為是女子的事,偏重在對女子的宣導,然而《新石頭記》卻對當時反纏足的言論做了番檢討,並陳說一套新的見解。

  然而據我看來,還是單面文章,並且陳義太高,似乎還不是時候。他指說纏足是殘忍,自然不錯,但只就女子一面勸導,未嘗議及男子,這就未免說得一面。而且開口便說什麼女子為國民之母,非男子之玩具;又說什麼男女平權,女子宜求自立。這些話我都不敢說他錯,只是說得太早了。這個裹腳的惡習,也不知相沿了幾千年,以女子為玩具,已成中國男子的天性,那女子也久安于為玩具的了。如今要免去這殘忍惡習,何不于勸女子之外,兼勸男子呢?……只從玩具兩個字著想,自有勸法。你想我們大腳的人……三兩天不洗,那腳上就會生出些壞氣味。何況把他裹小了,緊緊的裹上了幾十層布,外面看著,雖是纖纖的,那里面不知臭的怎麼似的呢……何況那裹腳的非止是臭,裹的那個樣兒,一定是難看不堪的……把這一番話去勸導男子,等男子信了,自然厭惡裹腳。他去求玩具時,自然又換了一副眼睛。那些女子裹腳,不過是甘為玩具,取悅男子。今見男子不要了,他自然也就不裹了。此說出去,那殘忍行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來。(第八回)

  有鑑於當時女學尚未興盛,女性自覺意識薄弱,女子仍以男子好惡為主導的情況下,企圖以深刻的理論或是片面的鼓吹來廓清根深蒂固的纏足陋習,成效是極有限的。因此,權宜之計乃是順應民情,因勢利導,女子纏足既是為了取悅男子,不妨從男子處著手,只要教男子改變審美眼光,不以小腳為美,女子失去了纏足的誘因,自然不裹足了。

二、 興女學
  在晚清科幻小說中,除了消極的反對纏足陋習之外,同時也積極的鼓吹女學的興辦。晚清的女權運動,「反纏足」與「興女學」往往是相提並論的,且以為不纏足只是婦女解放的起點,興女權的根本之道,還有賴於教育的啟發,惟其能受教自立,才足以救國。因此,興辦女學,開通女智,成為急務救本,強國保種的始基。

  今天放足的事,不過是小小的一點兒起根,將來還有別事,要與諸位商量。今日先把兩件緊要的告訴諸君罷!一放足的事,不過是養身體,強種族的一端,並非不纏足,便能強國……不過是他們沒有學問,所以仍舊同我們一樣的受辱,若說有人教育他,豈不是更強呢?這樣看來,振興女學的事情,是萬不能再緩了。[註37]

  晚清戰敗的反省,有識之士逐步對於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制度思想的侷限進行改造,在檢討國弱民貧現狀的同時,也認為與女子不受教育、不事生產有關。於是,從「國民意識」的觀點,占有全國一半人口的婦女,同樣被賦予了救亡圖存的責任。因此,面對傳統無見聞、無藝能的女子,「興女學」就成為解放婦女乃至於強國保種的要務,甚且將女學之施行,視為國勢興衰的指標。

  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註38]

  世界之大局如此,中國之前途自可推敲。將辦女學和興國勢緊密結合,以激起時人對女學的重視。在晚清科幻小說中,也不斷的反映中國受女子牽掣,以致淪胥於貧弱的地步。《月球殖民地小說》即言:

  倘是我們中國,兩萬萬女子總像這樣,這個世界何至骯髒到這田地呢?(第三回)

  怪底中國的女子有這般的聰明學術,可惜他們國堣k學太少,不然怎樣積弱到那步田地呢?(第十回)

  將中國的貧弱全歸咎於女子的拖累。
  戊戌維新開始國人的女學興辦,庚子之後私人設立女學蔚為風氣,然此時女學的創設仍僅只止於通都大邑,在內陸各省並不普遍,有識者復見此缺陷,乃大事鼓吹,再振創興女學的輿論風潮。因此,陳擷芬發表〈盡力〉一文說道:「現在我們興女學,說起來都是件難事,實在並不是興女學難,就是沒有肯盡力的人,要是我們二萬萬人,盡力興女學,豈有興不起的理?」[註39]。師竹於〈論女學之關係〉也大肆鼓吹普及女學,「今之所謂學堂者,不過為男子而設,其為女子設者僅百分之一、二。而此百分之一、二,亦只發達於一、二熱心志士創設於開通省分……故我中國今日不欲強則已,欲強則非圖教育普及不可。圖教育普及,非男女學堂並設不可」[註40]。普設女學,務求女子教育之全面開展,務求女界同胞之共同覺醒,成為當時興女學的主要目標。所以,《月球殖民小說》言之:

  這滿國的人,十中八九都是懵懵懂懂,毫無一點知識,所以小姐第一件事業,還是從教育設想。倘是教得我幾萬萬箇女子,都像小姐一般的懂得道理,還怕什麼事業不成,還怕什麼世界不清清楚楚呢?(第四回)

  因此,唐蕙良「立志要把我同胞的幾萬萬女子一齊度到文明世界」,又勸戒其他女教習「諸位都是熱心教育的人,以後望格外勉勵,不可誤聽外面的風聲,把這教育的心思懈怠了」[註41],顯然受到當時擴辦女學輿論的影響。
此外,關於女子教育的內容,在《新石頭記》中曾有論及:

  請教女子專門學些什麼?……門類多的狠!女紅之外,大約輕巧的工藝,都是女子學得多。近來,醫學之中,也撥了兒科、婦科兩種,歸入女學專門。(第三十六回)

  文明境界堙A將女紅、輕工藝等科目劃歸為女子專門,醫學上也限於兒科、婦科的學習,女性職業方面也似乎以擔任教習為尚[註42],「以現在的眼光觀之,這實在不是男女真正的平等,文明境界科技昌盛,但男女平權的觀念似乎還未及得上那種水準」[註43]。然而,《新石頭記》所反映的婦女教育的觀念,正是晚清對於女子教育的普遍認知。自梁啟超提倡女學始,即以「賢妻良母主義」做為女教思想的宗旨,故〈論女學校〉曰:

  一國教育之本在家庭,家庭教育之重在母德,女學之設,即所以造賢良之母也。今教育之要旨,不外使婦德造乎淑善……蓋女子之教育,關繫甚大,凡相助良人,教養子女,何莫非正室之務,是故我國於家庭之實事為最重矣![註44]

  又於〈倡設女學堂啟〉一文,開門見山地說:「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註45]。林紓響應女學運動,也附和〈興女學〉樂府一首稱讚,詩中亦云「學成即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註46],可知當時潮流所向,皆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女學的目的。到了1907年,學部擬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三十六條,女子小學章程二十六條,女子教育正式納入教育系統,觀其女子師範學堂章程〈立學總義章〉第一節云:「女子師範學堂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並講習保育幼兒的方法,期於裨補家計,有益家庭教育為宗旨」[註47],更是確立了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最高極則的教育宗旨。
  然而,並非所有的晚清科幻小說中皆以培養賢妻良母為滿足,相反的,從小說中女性的才學推敲,女子所受教育的內容實無異於男子,其成就甚且同男子並駕齊驅。《月球殖民地小說》濮玉環助造氣球,又發明「五彩電光衣」,並同鳳氏談格致化學[註48],其學識已非家務訓練或基本格致所能應付。《新紀元》中也描寫兩位光學發明的女傑[註49]。《女媧石》「為意泡中之一女子國」[註50],更不乏熟稔科學智理的發明家,尤其天香院黨部內除了有講堂、自習室與音樂唱歌所外,還設理化實驗所;分會中也有機械室、氣象台、電工室、化學試驗室[註51],由此推測,其所講授的學科類別實已涉及理工專門。可見,在晚清科幻小說中,對於科學知能的學習與發明,並未限制為男子所獨有,女子的教育內容與課程也非止於「婦德」典範的追求,而是表現了與男子教育同等且成就相當的理想。
  在晚清「強國保種」的救亡呼籲中,傳統女界「纏足」與「不重智識」的陋習,成為導致國家敗亡的主要批判對象,因而興起了「反纏足」與「興女學」的婦女解放運動。然而,在以國計民生利益為前提的認知下,此時期的女權主張尚未真正落實「男女平權」的基本精神。因此,在晚清科幻小說中,「反纏足」與「興女學」的直接目的,也就僅於以挽救當前頹勢為立論的根據。雖然如此,在晚清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下,晚清科幻小說中女性角色地位的描寫,已經突破傳統小說偏重於「溫柔賢淑」的柔性形象訴求,轉而褒揚獨立自主、學養兼備的愛國女傑。
  以下將晚清科幻小說的時代論題,彙整表列如下:

 晚清科幻小說的時代論題

時代論題書目

科學救國的呼籲

民族意識的覺醒

政治改革的寄託

女權思想的促發

迷信陋俗的批判[註52]

其他

《月球殖民地小說》

 

《女媧石》

 

《新法螺先生譚》

 

 

《新石頭記》

 

《烏托邦遊記》

 

 

《新紀元》

 

《光緒萬年》

 

 

 

 

《世界末日記》

 

 

 

 

 

哲理思考[註53]

《空中戰爭未來記》

 

 

 

 

《介紹良醫》

 

 

 

 

 

《新野叟曝言》

 

《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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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宋代《近思錄》卷之六「齊家之道」中記載宋儒對於孀婦再嫁問題的討論,程頤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反對孀婦再嫁。但是,其在《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五〈人倫〉中,卻又言:「妻不賢,出之何害」。因此,允許男子可以出妻,卻堅持女子不能再嫁,二重道德的觀念,於此正式成立。參朱熹纂編,江永集註《近思錄》台北,廣文,1981再版,頁5。明.胡廣編《性理大全書》,台北,台灣商務,1983,頁2-3。[回本文]

[2] 纏足的起源與盛行爭議頗多,但各家爭論僅由少數詩詞,勉強解釋,難下定論。惟可確定的是,由南宋車若水《腳氣集》已痛陳纏足之弊推斷,纏足陋俗在宋代應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參本節註27。[回本文]

[3] 明.溫璜母陸氏《溫氏母訓》明示「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說明了當時社會已有不教女子讀書識字的趨向。見明.溫以介述《溫氏母訓》北京,中華,1985北京新一版,頁1,《叢書集成初編》本。[回本文]

[4] 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1986臺八版,頁221。[回本文]

[5] 同上註,頁188。[回本文]

[6] 袁采《世範》書分〈睦親〉、〈處己〉、〈持家〉三門,反應了宋代婦女非人的生活,並藉以提出同情婦女的見解。參宋.袁采《袁氏世範》台北,台灣商務,1986,頁698(冊)-597-64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回本文]

[7] 李汝珍《鏡花緣》的女權觀點,歸納約有:反對修容、穿耳、纏足、算命合婚、討妾等陋俗,並承認男女智慧平等,主張女子參政與關懷年老婦女生活福利等項,實具備女權思想的雛形。參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246-257。鮑家麟〈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頁221-238。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變遷》頁162-163。[回本文]

[8] 在此二書中,諸如《類稿》卷十三〈節婦說〉、〈貞女說〉和《存稿》卷四〈女〉、〈妻〉、〈出夫〉等篇,都異於流俗地表達了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參俞正燮《癸巳類稿》台北,世界,1980三版。《癸巳存稿》台北,世界,1977再版。[回本文]

[9] 李瞻、石麗東分析《萬國公報》自1889-1906年間有關女權運動的文章,歸納出:它一方面介紹歐美社會男女平權的情況;一方面敘述中國、印度、高麗等對婦女不公平的待遇。希望社會大眾透過其間強烈的對比,來思考國勢強弱之關連。參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變遷》頁164。[回本文]

[10] 參呂士朋〈辛亥前十餘年間女學的倡導〉《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248。[回本文]

[11] 見〈中國女學〉《萬國公報》卷十(1877-1878)。收入自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543。[回本文]

[12] 鮑家麟指出「西洋人東來傳教通商,對於纏足習俗頗感好奇,常加嘲諷」。見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頁269。[回本文]

[13] 林維紅指出「現在可考最早的不纏足會可能是1875年由教會在廈門所設的戒纏足會」。見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196。 [回本文]

[14] 見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變遷》頁164。[回本文]

[15] 見〈裹足論〉《萬國公報》卷十一(1878-1879)。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481。[回本文]

[16] 林維紅分析《萬國公報》所發表鼓吹天足的論點,「有時引用中國古典,有時據基督教義,有時出乎人道的觀點」,見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198。[回本文]

[17] 見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200。[回本文]

[18] 參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頁269。[回本文]

[19] 見1892年陳虯《治平通議》,轉引自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190。[回本文]

[20] 見鄭觀應《盛事危言》卷八〈女教〉,台北,學術,1965,頁21。[回本文]

[21] 同註17,頁191。[回本文]

[22] 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一《變法通議》頁38-44。[回本文]

[23] 見梁啟超〈戒纏足會敘〉,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一〈戒纏足會敘〉頁121。[回本文]

[24] 參梁啟超〈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第十六、二十條,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二〈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頁22,頁23。[回本文]

[25] 同註17,頁192。[回本文]

[26] 同註17,頁200。[回本文]

[27] 見南宋.車若水《腳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865(冊)-51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回本文]

[28] 見賈伸〈中華婦女纏足考〉,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頁189。[回本文]

[29] 參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頁269。[回本文]

[30] 見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三〈雜記上〉「裹足」。錢泳輯《履園叢話》台北,新興書局,1988,頁3239,《筆記小說大觀二編》本。[回本文]

[31] 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一《變法通議》頁38。[回本文]

[32] 李伯元《文明小史》中提到「我們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倒有二萬萬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腳的女人」,對於纏足陋俗給于嚴厲的批評。見李伯元《文明小史》第四十回。[回本文]

[33] 見師竹〈論女學之關係〉《雲南》第十六、十八、十九號。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591。[回本文]

[34] 見《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一回。[回本文]

[35] 見《新野叟曝言》下冊,第十二回,頁17。[回本文]

[36] 晚清時期關於不纏足的理由很多,或從實利的角度,言其不便謀生;或從人道關懷的立場,認為過於殘忍且無益健康;或引歷史經典,證明古無此習。參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194-200。[回本文]

[37] 見高白叔夫人〈張公祠第一次放足會演說〉《浙江潮》第二期,轉引自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頁193。[回本文]

[38] 同註31,頁43。[回本文]

[39] 見陳擷芬〈盡力〉《女學報》1903:2。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576。[回本文]

[40] 同註33。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586。[回本文][41] 見《月球殖民地小說》第四回。[回本文]

[42] 《新石頭記》提及東方文明的子媳、孫媳說道「至於各女眷,都在各女學堂裡當教習」。見《新石頭記》第三十九回。[回本文]

[43] 見張淑蕙《新石頭記研究》頁106。[回本文]

[44] 見梁啟超〈論女學校〉《知新報》第二十冊(1897)。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頁548。[回本文]

[45] 見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二〈倡設女學堂啟〉頁19。[回本文]

[46] 轉引自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327。[回本文]

[47] 見〈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章程附)〉《東方雜誌》1907:4。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下冊,頁976。[回本文]

[48] 參《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五、十、十三、三十一回。[回本文]

[49] 《新紀元》中金景嫄自幼喜研光學,發明「追魂砂」;金凌霄於光學頗知一二,以己造「日光鏡」退敵。參《新紀元》第三、十三、二十回。[回本文][50] 見臥虎浪士〈《女媧石》敘〉。收入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147。[回本文]

[51] 參《女媧石》第六、九回。[回本文]

[52] 參本書第六章第一節中〈破除迷信〉。[回本文]

[53] 參本書第三章第四節中〈科學理論的引用〉。[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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