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序言

 

劉錫誠

 

        在市聲喧囂、物欲橫流的環境堙A獨處一片靜土是相當困難的。而從事學術研究,則更需要遠離世俗,甘於寂寞的境界。在這一點上,馬昌儀做得比我要好。她於1996年退休後,便拋開種種不必要的會議和社交,一門心思地投入到她所鍾情的神話學的研究中而不願意自拔,而對《山海經》古圖的搜求和研究,則成了近年來投入精力最大、花費時間最長的一個項目,一氣竟做了七八年之久。

        在《古本山海經圖說》的書稿完成後,她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另一個後續課題——山海經圖的比較研究。經過兩年多的時間,這個研究課題也終於完成結項了。俗話說:六十六,丟塊肉!”66歲的昌儀,對於山海經圖的傾心,簡直就是不知丟了幾塊肉!這本傾注著她心血的《全像山海經圖比較》書稿,就算是免災得福吧!

        論者說:《山海經》是一部中國書籍史上的奇書。說它是地理志、神話集、巫書……都不無道理。就其內容而言,說它是一部古代文明的知識總匯,也許不至於過分。而散落在浩瀚古籍中的山海經圖,則給人們提供了另一種豐富的地理學、神話學和巫術資訊,它與文字的《山海經》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回顧新學誕生後的整個20世紀,對《山海經》的研究,儘管從來沒有成為顯學,卻也從來沒有中斷過,據筆者的粗略統計,100年來發表的有關專著和論文不少於500種。然而,這些站在不同立場、採用不同方法的多學科研究論著,雖涉及到古之天文、地理、神話、物產、巫術、科學等等諸多方面,但至今也還未能徹底解開《山海經》這部奇書之謎。山海經學的博大,到目前為止,仍被學界稱為無涯之海。作者從失傳了的山海圖入手,開展對《山海經》的研究,可否認為是對山海經文本研究的一種拓展呢?

        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流觀山海圖(《讀山海經13首》)、學者郭璞的圖亦作牛形在畏獸畫中的記載和論述,說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曾有山海圖流行於世。而且據說《海經》部分是圖在先、文後出,因而以圖敍事的敍事方式,至少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一種文化傳統。

        但山海經古圖至今未被發現,而《山海經》的文字被發現是在散亂的木簡之上。由此我們不禁發問:木簡之窄難於刻制圖畫,而陶淵明和郭璞所見過的山海經圖,又是刻畫在什麼樣的介質上的呢?寫到這堙A我回想起一樁往事: 1986年夏季,我在雲南滄源的一個佤族村寨堙A曾目睹過一幅該族的族人保存著的祖上傳襲下來的絲質(帛?)的岩畫聖圖。那次奇遇又使我聯想起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帛畫和帛書。

        近來,有學者發表了一些從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搜集到的指路經神路圖一類的連續圖畫,似與古之山海經圖也有相通和相似之處。圖畫,顯然是一種傳襲原始思維的重要記憶或記事方式。我們設想,那些山海經古圖為什麼不可以是畫在帛上或其他介質上的呢?當然,假想畢竟是假想,任何結論都有待於考古發掘和民族學田野資料的證明。

        近年來讀圖時代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形形色色的圖畫和圖說類的書籍如潮水般洶湧面世。現在,山海經古圖話題的加入其中,似乎真的是一個讀圖時代夾風帶雨般地來到了我們面前。此等文化現象,不禁使我想起人類歷史上確實經歷過的一個讀圖時代”——人類還沒有創造出文字之前的蠻荒時代。

        人類最早使用的文字,據目前的發現,是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的泥板楔形文字,其時代大約在西元前第三個千年前後。在使用文字之前,也就是在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綿長歲月堙A人類用以認識世界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當是那些鐫刻和塗繪於洞穴堙]如歐洲的洞穴)和山岩上(如我國的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廣西、雲南等地的崇山峻嶺堙^的數量眾多的壁畫(岩畫)。

        仰紹文化彩陶上那些或寫實或寫意的多種形態的圖像;良渚文化玉琮上那些線條超絕,形象神秘,富於想像力的獸面紋圖;殷墟骨板上那些高冠尖喙禽、以弓矢射糜於京室的圖像,2 同樣也具有原始人類認識世界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和符號的意義。對於原始先民而言,除了心理的衝動(如信仰與巫術)外,記事和交流這兩類功利目的,乃是繪製或刻畫那些原始圖畫的主要動因。應該說,人類還沒有創造出文字之前的蠻荒時代,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讀圖時代。

        有考古學家力圖證明仰紹文化和龍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是文字的雛形,至今似乎還難成為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進入文明初期,文字的被創造,打破了圖畫獨佔天下的一統局面。一定有這樣一段時間,圖畫與文字平分秋色,共同成為人類記事與交流思想的工具和符號。在沒有發明紙張之前,圖畫和文字是被刻在甲骨、泥板、青銅器、竹簡等介質上的。青銅器上既有銘文,也有數量豐富、形象多樣的圖畫,保留著圖畫在思維和認識領域堛瑰u勢地位。而竹簡的長而窄,大概限制了圖畫的施展。紙張出現于東漢,導致了雕版印刷術的肇始。雕版技術的發明,使人類得以把圖文刻在板上、印在紙上。

        中國最早的圖畫書是什麼,圖畫傳統佔有什麼地位,是個很有趣的問題。目前一般認為,雕版印刷始自隋代。明代陸深《河汾燕閑錄》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初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即印書之始。但此說尚未得到考古發掘的支持。而我國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實物,是發現于敦煌藏經洞、現存在大英博物館的唐懿宗鹹通九年(西元868年)王玠為母病祈福所刻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文字與圖畫相配。由此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書籍誕生之後,圖畫的位置若何?是先圖(為主)後文,還是先文後圖(插圖)?如果海經古圖果系先有圖、後著文,那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認識:戰國時代還保留著以圖敍事的古老敍事傳統。

        鐫刻(或描繪)在山岩上的原始的(或古代)的岩畫;戰國時代的青銅器上的文飾、帛書帛畫;漢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畫像石(磚);浸潤著濃厚原始思維的民間繪畫,等等,或提供了相同或相似的人類思維模式,或再現了古人的神話、巫術、科學或世俗世界。把它們拿來與山海經古圖或明清之際畫家們根據山海經文本所繪製的圖像相互參證、比較研究,的確不失為一個研究山海經課題的尚好選擇,也許是人們接近破解《山海經》之謎的一條小小的路徑。而山海經圖像的研究,無疑也會多少推動正方興未艾的圖像人類學與圖像神話學的深入發展。

        在《全像山海經圖比較》面世之際,我衷心地祝賀這部書的出版!